古代文学的鉴赏与当代文学的鉴赏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，古代人与当代人说到底是一样的人，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说到底也是一样的文学，唯一的不同是，古人与我们是有距离的。因此，想要真正理解古人的诗文，就要“穿越”到他们眼前，贴近他们的脉搏心跳，感悟他们文字中的韵味。
穿越到古人身边，就要用那个时代的眼睛去看古人的诗文，先不要想标新立异之事，不踩古人的“雷点”才是第一位的。以我的观察，今人鉴赏古诗文，踩雷点的重灾区主要有3个：文体问题、意象问题、心境问题。
符合文体要求才叫“得体”
古代纯文学的地位很高，在形式上也很讲究，唐以后的纯文学系统基本上是围绕讲格律的近体诗构建的。古代的文体很丰富，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功能：骈文的功能与散文不同，小令的功能也与古风不同。比如，林黛玉与贾宝玉闹别扭时就写歌行，去见元春娘娘时就写五律——歌行与五律是不一样的，各有各的功能，要是反过来就不太对了。知道了这些讲究，再去看《红楼梦》就能看出更多的内涵；如果不了解歌行与五律的区别，林妹妹的小心思可能就要被粗心地错过了。
文体的功能是由文体的历史和文体的形式共同决定的，功能不同审美追求也不同。简单地说，距离音乐文学、民间文学越近，越需要使用地道的大白话，语言要平易自然，如果再能放达或风趣更好；雅化时间越长的，越要求典雅精致，就要用典故、讲对仗、调声律，要文绉绉才好；用律句或齐言的，讲究的是唯美、庄重；有拗句或杂言的，就要雄健、活泼。作品如果符合文体要求，叫作“得体”，如果不“得体”，恐怕就不是好作品了。
因此，评价古人作品之前，先要明确作者使用的是什么文体。如果作者写了一首小令，可以夸“自然、活泼”之类，但如果夸人家“用典深奥，学识渊博”，就近乎是在挖苦人了。又如，同样是写边塞诗，如果写的是歌行，不妨夸两句“豪迈、大气”，但如果写的是五律，就该夸“凝重、工致”了。同样，如果要批评别人，也要看清文体特点。对方写了一首五绝，非要批评“缺少家国情怀，叙事不完整”，对方作了一篇大赋，非要批评“不照顾广大读者需求，我一个字也看不懂”——这就属于没事找事了。此外，应用文与纯文学也有区别。就像曹丕所说，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辞赋欲丽”。
对于古人而言，用什么体裁写什么内容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，很少有人专门写书讨论文体的功能。他们的文体观念已经融会在作品之中，需要我们去观察、去总结。如果一开始觉得无从下手，可以先阅读钱志熙先生的《唐诗近体源流》，该书讨论了古代文体的核心——唐代近体诗的各种形式，阐述了它们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的风格类型，是了解古代文体常识的普及教材。
“怎么写”比“写什么”更重要
今人看古代的作品，容易对一个意象表现出过分的激动。看见写青山白云，就说“优美清雅”，看见有琴有酒，就说“古典飘逸”，看见男女爱情，就说“深情含蓄”。其实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就像梦中的意象一样，固然是个人的，但都是某种心境的投射。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接触的东西类似，写出来的意象也难免类似，诗人笔下的意象是强烈地受到时代影响的。
文学作品与“报菜名”的区别，就在于文学不仅要解决“写什么”，更重要的是解决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经常用“写什么”代替“怎么写”，在古代文学领域尤其严重。只谈“写什么”，其实唯一的原因就是看不懂，只能在文学的墙外打转。鉴赏一首诗，如果说来说去只说诗里有什么意象，那一定是不合格的，因为这样的鉴赏没有体会诗人感情的精微之处。
同样的意象，不同的人写，就会有不同的写法。同样是青山白云，王维写就是“清丽疏淡”，柳宗元写就是“雄奇幽僻”，不能一看柳宗元也写青山白云，就认为他与王维是一样的人；同样是有琴有酒，阮籍就是世外高人，白居易就是享受生活，不能看见弹琴喝酒，就断定白居易是学阮籍的；同样是灯红酒绿、萍水相逢，李商隐眉目间都透着深情，温庭筠就只是贪恋红尘色相，不能听温庭筠说几句漂亮话，就认为他与李商隐一样真挚。
古人“以诗取士”的传统就是用诗看人，在大家都写同一个题目的前提下，看每个人如何处理材料、使用语言，从细微之处看人格。诗人的心灵是通过“怎么写”浮现出来的，如果只纠结“写什么”，那是无法真正走进诗人内心的。
要树立“怎么写”的观念，推荐阅读李庆甲先生整理的《瀛奎律髓汇评》一书，该书汇集了纪昀与其他人对《瀛奎律髓》的评论，是一部颇有趣味的著作。纪昀针对《瀛奎律髓》中选录的唐宋律诗以及元代方回对这些作品的评论，展开了毫不客气的批评。这些批评虽然刻薄却不失幽默，颇具诗家手眼。除了纪昀，其他人也评点过《瀛奎律髓》，纪昀对比他早的人有回应，比他晚的人也对纪昀有回应。因此，看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就像看论坛回帖一样，看着诗学名家在一首诗下面“掐架”，会心一笑的同时也长了见识。
古人生平的“参照系统”
欣赏文学作品需要“知人论世”，了解作者生平、创作背景等内容。但是，古人的传记只会记载他哪年守选、哪年授校书郎、哪年迁翰林承旨……如果不清楚这些对古人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，又如何了解古人的真实内心呢？现实往往是：他千辛万苦得到了一个自己很看重的职位，你却以为他只是当个“没有实权的小官”；他潦倒半生，有人给他半碗剩饭，你却以为他巴结权贵。带着这样的误解读古人的作品，就难免将作者的情绪表达理解错了、理解反了。
要清楚一件事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，最好还是在同时代有可比性的人之间进行对比。以李商隐为例，他26岁才中进士，能不能断言他的科举生涯很不顺利呢？不能直接这么说——当时的俗语是“五十少进士，三十老明经”，说明50岁中进士还算年轻的。由此可以猜想，26岁中进士也许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但是，同时代的说法也可能有夸张、有偏差，所以还要继续考证。李商隐在中进士的同年就获得校书郎职位，与他同龄的诗人李群玉则是在17年后才获得的。可以说，李商隐在同龄人中已经非常幸运了，他没有理由比别人更为苦恼。
要做这样的比较，一开始的确不太容易，毕竟古人离我们太过遥远，缺乏最起码的参照系统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阅读赖瑞和先生的《唐代基层文官》《唐代中层文官》《唐代高层文官》三部曲，这三部书勾勒了唐代精英士人可能的人生轨迹，给古人的仕宦常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。
所谓“文史不分家”，并不是用历史代替文学，将文学的外围当成文学本身，而是站在历史研究的肩膀上，深入到宏大历史叙述不能到达的角落，去理解个体生命的历史，恰如其分地解读古人在创作时的心境，感知他的喜悦与痛苦，既不虚化，也不拔高。
想要理解古诗文，就不能把古诗文当作“古诗文”，而是要尽最大努力穿越到作者所在的时代，用审视文学的眼光审视古人创造的文学。所谓“修辞立其诚”，古诗文的鉴赏，或者说文学的鉴赏，归根结底还是在考验读书人的真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