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维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寄给家人的信，上面配有自己画的小图。
美国人潘维廉定居在厦门、生活在厦门大学，至今已经有30年了。
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，还会讲几句闽南话，有媒体把他称为“厦门第一老外”。
不过，这个“第一老外”的名头可不是光靠说中国话就拿来的。
他是厦门荣誉市民、福建第一位持绿卡的外国人、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，两次获“福建省优秀外国专家”称号，获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“友谊奖”。他的好多名头，都跟厦门、跟中国有关。
从1976年在台湾当兵，到1988年来厦门并定居至今，几十年里，潘维廉一直在做两件事情，一是把自己亲眼所见的中国实情告诉美国的友人，让他们“信任”中国；二是用收集的大量史料证明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，中国人是最有文化、开放且会做生意的人。
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告诉中国人，要有“文化自信”。
“厦门最美的就是人”
1976年，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，20岁的潘维廉来到台湾当兵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台湾和那里的人。
不过，那时的台湾还在宣传大陆人“很坏，很邪恶”。这让潘维廉困惑不已：“对面和台湾生活的都是一样的人啊，怎么被说得那么邪恶？”
有一次，潘维廉捡到大陆飘过来的传单，上面画有群众开展生产活动，以及介绍大陆风景的内容。年轻的潘维廉好奇心更加浓厚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找书，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。
越研究，潘维廉对中国的兴趣越浓厚。1988年，已经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潘维廉，卖掉了在美国的所有财产，包括一个年收入70多万美元的金融公司，和妻子苏珊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来到厦门，在厦门大学学习中文。
在美国的家人，尤其是父母，并不能理解潘维廉的决定。从那时起，为了让家人，特别是自己的老父亲能理解中国，潘维廉开始写信，这一写就是30年。
他画图，寄照片，向他们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，介绍改革开放的变化，展示自己的生活。一直到2000年之后，父亲才逐渐理解潘维廉。
初到厦门的时光，是一段自在快乐的日子。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，潘维廉就乘船，再转车，花了两三天，从漳州买回石磨。一家人自己磨小麦，做美式面包。
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，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，并写下保证书，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。有一次，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，有一对年轻人拦下他问：“去中山公园多少钱？”原来，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夫。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，潘维廉都哈哈大笑。
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1986年，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。一些老厦大人还记得，厦大教工的住宅区有一个儿童乐园，那正是潘维廉发起兴建的。他自掏腰包买水泥，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一座假山，还装上了喷泉。后来，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“空中小木屋”，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梯。他还去海边，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，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，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。
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到假期，潘维廉就开着一辆面包车去实现“走遍中华”的计划。1994年夏天，他更是花了80天，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。
“我的眼睛有时是蓝色的，有时是绿色的，所以喜欢看风景。”潘维廉戏言。
潘维廉对中国、对厦门的感情，就在一个个平淡日子里点滴积累。
曾经，潘维廉在厦门中山路上丢了个包，里面有护照，还有他两个月的工资。潘维廉心急如焚，沿路寻找，后来路边一个陌生的裁缝捡到，把包还给了潘维廉。潘维廉要给他钱，裁缝一分不要。
潘维廉后来才知道，这名裁缝经济条件并不好，还得了癌症。待潘维廉再去找他，他已经去世，留下刚出生的小孩。
“我当时差点哭了。”潘维廉说，“厦门人就是这样，厦门最美的就是厦门人。所以，我不能离开厦门。”
希望让西方人客观认识中国
定居厦门、定居厦大，潘维廉更希望圆自己的学术研究梦。
他把自己对中国和厦门的兴趣转化为埋头向学的动力。在他位于厦大嘉庚楼的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，书柜里、空地上，堆满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书，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，内容或是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到中国写下的见闻，或是拍下的照片。这些都是他多方收集来的宝贵历史资料。
近年来，潘维廉又对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研究发生很大兴趣。他同样收集了很多近现代来中国旅行或经商的人留下的文章和照片、绘画。他还从国外博物馆、图书馆收集大量反映中国历史的资料，特别是闽南史的资料。
对厦门历史的研究，潘维廉有自己独特的视角。他认为，厦门曾经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。他拿出一张1853年外国出版的地图，指出上面“有厦门，但没有香港或上海”。
他还收集了大量外国人对厦门的描述，以此来挖掘厦门的开放史。比如，1575年7月，一名叫马丁·德·拉达的神父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厦门港的入口处视野很好，因为港湾宽阔，可容纳大量船只……实在是美不胜收。”
潘维廉还在1909年的《厦门贸易年度报告》中，找到厦门人热衷捐资助学的内容。里面写道：“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报告说，学生人数大增。富裕阶层积极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，并慷慨地向各类教育机构投入大笔资金。”
“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对教育的重视，在面积仅有1.8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岛上，曾经聚集了整个闽南，甚至大半个福建的精英，也走出了一大批学界名人，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人卢戆章、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、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等。”说起那段历史和涌现的著名人物，潘维廉如数家珍。
他来自西方，最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。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授和学者，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。
很多西方人认为，古代中国极度封闭、保守，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看法。
“其实，中国不仅开放，而且与西方靠战争和强权推进对外贸易不同，中国走的是和平贸易之路，中国人做生意不靠刀剑，中国在历史上是唯一的完全靠经济发展而成为‘超级大国’的国家。”潘维廉说。
潘维廉解释说，中国人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，靠的不是战争，而是做生意的头脑，靠的是勤劳。
在潘维廉的著作中，他分析道：“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，士兵处于最低层。”“中国人会说，我们是文明之邦。我们用理智，而不是武力来决定权力和荣誉；我们用争辩，而不是刀剑来解决争议。”
在潘维廉眼里，这构成了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文化心理。
“西方的贸易很多是通过战争来推进的。比如说荷兰，他们的贸易船只全副武装，四处航行，与其说是贸易，倒不如说是为了获取战利品、是为了抢夺。”潘维廉说，“中国人挣钱，就是靠老老实实做生意，贸易是‘干净的’。”
跨文化传播的使者
如今的潘维廉，依然每天快乐地生活在厦大，是同事和学生眼中的“快乐老潘”。
除了喜欢研究历史，他还喜欢音乐，吹拉弹唱样样会，他的吉他弹唱是管理学院的保留节目。
潘维廉在厦大管理学院讲授“组织行为学”等课程。上课时，他有时会插入魔术，还做游戏，由于课程生动活泼，深受学生喜爱。学生们说，他的这些游戏并不是纯粹为了逗乐学生，很多都与课程紧密结合，让学生在游戏中弄懂管理与沟通的方法。
厦大管理学院2016级学生李嘉说，潘老师在讲“组织行为学”时非常注重跨文化传播，因为他对中国文化、美国文化都非常熟悉，所以课程很能让学生接受。
最近，潘维廉还准备写一本英文书，书名就叫《潘维廉的厦门来信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常开讲座，向一些东南亚来的学生讲中华民族的文化、讲一带一路、讲中国人和平贸易的精神。他希望通过这种跨文化的传播，让外国人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，也希望中国人有文化自信。
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管理学院的同事回忆，潘维廉是个“工作狂”。上世纪90年代前后，他担任“宏观微观经济学”“比较管理学”“组织行为学”“经营战略”“商务英语”5门课的教学工作，工作量超过厦大教师额定工作量的50%。中午他一般不回家，啃几个馒头，而不是面包。
当厦大的师生称赞他热衷“向中国以外的人们介绍真实的中国”时，他常常笑言，这种对外宣传所得的稿费还不够买一杯咖啡。
现在的潘维廉，依然保持着年青时的工作劲头。作为学校环球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负责人，他亲自规划，亲自设计课程，不论是与厦大教师沟通，还是与国外院校联络，他都显得游刃有余。
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副主任吴翀说，潘维廉作为项目负责人，除了对工作细致认真，对同事们也是做到有求必应，他人缘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都乐意跟着他做事。
展望中国未来，潘维廉说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最后，他提到20多年前在《中国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：“我赞赏中国领导人鼓励中国人民走向富裕时不放弃道德和社会公德。这不是逃避改革，而是保证改革进行下去的唯一途径。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证明，它能在保证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，使人们富裕起来。也许这时，西方国家会重新考虑它们衡量成功的标准。”